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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言，管理就是决策，企业的管理活动是为了对决策行为作出优化。在完成战略分析、会计分析、财务分析后，需要对公司的发展前景展开分析，并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
本节内容将在前述哈佛分析框架的基础之上，按照框架的主要脉络，对前文各项分析进行小结，对同济堂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同时，本节也将指出同济堂可能存在的财务造假之处。
同济堂2016年借壳上市，相较于行业中的巨头而言，同济堂规模为中下等，经营经验也不算丰富。
同济堂主要从事的是医疗流通业务，是上游医疗器械和药品生产制造企业连接下游零售环节的重要纽带。公司具备较为完备的物流体系，主要的盈利收入来源于供应商返利和买卖之间产生的差价。公司营销网络覆盖较广，体系较为健全，能够提供高效的物流配送服务。2017年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的营收在全国药品批发企业百强榜单中位列第26位。
国家医改政策的推行，行业的聚合度将得到整合提高，城镇化、老龄化的加快，医疗保健服务的需要将不断提升，公司在全国市场范围内的布局和渗透合作，信息化智能化程度提升，这些都为公司营收的增长注入一定的动力。
同济堂面临成本上升风险、现金和应收款项管理风险，这是我国医药流通行业的片现状，若不能进行有效控制，将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营。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行业政策的不断变化对公司的经营会形成许多新的挑战，药品流通行业已经不得不进行产业结构的整合，行业内部也会不断洗牌，竞争将会更加惨烈。药品集中采购、浮动调节价格、二次议价等现状都在不断挤压行业的利润份额。
2016年到2018年，同济堂总资产规模分别为72.70亿元，71.97亿元，87.20亿元。总资产三年间共增长14.5亿元，2016年到2017年增长停滞，小幅下降，2017年到2018年两年间增长21.17%，2016年到2018年三年间增长19.95%。
同济堂货币资金在近三年跌幅达到了68.25%。2016年末货币资金为12.88亿元，占总资产的17.72%；2018年年末货币资金4.09亿元，仅占到总资产的4.69%。可见2018年现金持有量比起前两年显著降低。
2016年应收款项27.80亿元，占到总资产的38.25%；2017年30.94亿元，占总资产的43.00%；2018年49.83亿元，占总资产的57.15%。应收款项3年间增幅为79.24%。
说明同济堂的回款能力下滑，资金被严重占用，资金管理能力很有限。应收款项的增速和总资产的增速不够同步，总资产的增速明显慢于应收款项增速，应收款项中可能存在较多水分。
从权益分析中不难发现，同济堂三年间预收款项占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比重均未达到1%，这和同济堂总资产增长是相背离的。同济堂的总资产三年增长了19.95%右，应收款项增长79.24%。预收账款是企业产品销量增加的体现之一，也是企业业绩的保障之一。资产规模的增加和销售额的增加都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的议价能力，提升预收账款的规模和比重，而同济堂的预收账款增长存在不合理性，几乎没有增长性可言。
同济堂的负债合计占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比重从18.47%增长到27.55%，主要是因为短期借款的增加，业务扩大导致应付款的增加，以及通过发放企业债券进行筹资活动。
同济堂原计划在2018年实施分红，一旦实施分红，同济堂将以54.44%的股利支付率成为医疗行业股利支付率第1名，而后声称未满足分红条件而取消了分红。在母公司亏损，外部融资增加，有息债务增加，资产变现能力变差，货币资金面临短缺的2018年，同济堂却在原计划中策划了很大力度的分红，这难免不让投资者心生疑惑。此次乌龙分红事件可能意味着同济堂的经营状可能存在问题，如果公司真正存在财务造假的行为，将很难拿出现金慷慨分红。
从同业比较中可以发现，医疗行业板块上市公司一共71家。同济堂63.5亿的总市值排名仅仅位于中间位置，但其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却十分可观。
同济堂63.5亿元的市值虽然仅仅接近行业中值，但营业收入却以81.6亿雄踞行业第5名，远高于21.4亿的行业平均值和8.24亿的行业中值；净利润以4.41亿位居行业第11名，远高于行业平均值2.5亿和行业中值1.04亿。
迈瑞医疗总市值3202亿才创造了124亿的营业收入和36.7亿的净利润。市值1991亿的药明康德则创造了92.8亿的营业收入和18.2亿的净利润。同济堂和这两家行业巨头相比并没有明显优势，但业绩显得很亮眼，甚至可以说有些刺眼。
从现金流量分析可以发现，同济堂的资金状况是在逐渐恶化的，资金运用也不够合理。到2018年年末，同济堂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值，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值，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正值。2018年同济堂开始发行债券进行筹资，短期借款也由2016年的3.71亿元增长到了5.89亿元。财务状况的不确定性因素变多，这对于业务还不够稳定的同济堂来说非常危急。
从盈利能力来看，三年间同济堂的销售毛利率，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利润率，ROE均在不断下滑，这对于利润空间本就不多的同济堂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这4个指标虽在逐年下降，但在同行业企业面前却还是遥遥领先。
2018年同济堂总资产87.20亿元，鹭燕医药总资产60.71亿元，重药控股总资产201.10亿元。这三家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都是医药流转、医药批发业务。同济堂13.13%的销售毛利率表现优于鹭燕医药的7.82%，优于重药控股的8.96%。销售利润率则以5.21%的指标值高于鹭燕医药的1.60%和重药控股的2.91%。同时也反映出医药批发业务的利润很薄，竞争力可能不强。在总资产利润率方面，2018年同济堂为7.09%，高于鹭燕医药3.30%，高于重药控股4.25%。权益资本利润率（ROE）方面，同济堂ROE为9.14%，鹭燕医药ROE为11.72%，重药控股ROE为9.84%。三家企业的差距不算很大。
此处可以再次看到，同济堂的总规模虽不具有优势，但其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却十分亮眼。同济堂的销售毛利率、销售利润率又比同行业的企业要高出不少，因此同济堂可能存在少结转成本的嫌疑。
从营运能力来看，2016到2018年由于应收款项的大幅度增长，同济堂的流动资产周转率由1.98下降到了1.57，一方面意味着盈利能力的下滑，另一方面意味着同济堂的流动资产利用效率降低。而鹭燕医药2018年的流动资产周转率为2.58，重药控股为1.46。同济堂的表现并不算优秀。从总资产周转率来看，同济堂的总资产周转率为1.46，低于鹭燕医药2.05，低于重药控股1.57，表现较差。同济堂的存货周转效率在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和重药控股一样都是9.6，鹭燕医药为9.01，同济堂销售渠道比较畅通，存货积压状况较轻。从应收账款周转率来看，同济堂和重药控股都是3.08，但低于鹭燕医药的4.67。
同济堂的总资产规模远小于重药控股，但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都和重药控股一样。一方面说明同济堂的销售渠道还算畅通，但也说明其回款效率不高，尤其是2016年以来，同济堂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就在一路下滑，从45.17下降到了3.08，降幅很大。2016年同济堂计提坏账准备金额-56.46元，2017年计提坏账准备金额1599.79元，2018年计提坏账准备金额高达20584499.12元。2018年同济堂应收款项占总资产的57.15%，其中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41.20%，其营运资金很大一部分都受到应收账款的制约，长此以往会严重影响到资金的周转。
从偿债能力来看，同济堂的整体债务风险较小，与鹭燕医药和重药控股相比亦是如此。但从利息保障倍数来看，同济堂该指标从2018年下降到33.92的低水平，低于鹭燕医药的56.73，更是远低于重药控股的155.06。当同济堂债务增多时，偿还债务可能会出现问题。从资产负债率来看，同济堂资产负债率仅27.55%，远低于鹭燕医药的73.41%和重药控股的59.70%。这些可以体现出同济堂的财务政策比较保守，资产结构中债务比重不高，低于行业水平，企业管理层可能害怕风险的增加。
从成长来看。同济堂目前还是一家正在成长中的公司，但营业收入增长率不高，在9%-14%之间徘徊。2016年净利润增长率为38.92%，2017年为5.40%，2018年为-2.82%。2016年销售收入增长率为14.24%，2017年9.79%，2018年0.95%。从净利润增长率和销售收入增长率来看，两个指标都严重下降，和营业收入的变动方向来看并不是同向变动。净利润的增长率在对应的年份远远低于销售收入增长率，这进一步说明同济堂可能存在少结转成本的嫌疑。
与同行业的鹭燕医药和重药控股相比，同济堂营业收入增长率和销售收入增长率都远低于这两家公司。2018年同济堂营业收入增长率为10.01%，鹭燕医药37.93%，重药控股11.97%，这一指标较为正常。但从销售收入增长率来看，同济堂销售收入增长率仅0.95%，而鹭燕医药为36.82%，重药控股为7.68%。营业收入增长率和销售收入增长率偏离较多，这样的较为严重的偏离现象只出现于同济堂。
医药属于特殊的商品，医药流通业显然受到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引导。在“十三五”期间，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促进了新医改政策的实施。由于新医改的政策体系范围广泛，因此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应对各种复杂情况。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按照实际情况展开合理调整，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由于实行“两票制”，药品流通业的范式将发生变化，加剧了行业内部的竞争。传统的药流通业盈利模式会因为“ 4 + 7”药品集中采购而变化。同济堂主要业务属于药品流通行业，业务受到国家各种政策的影响很大，倘若公司不能及时按照政策变化来调整内部管理质量和业务模式，可能会给公司的业务带来不确定性和商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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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通过GONE理论分析同济堂的财务造假动机，并用它来讨论医疗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问题。GONE理论最初是由伯洛格纳等人提出的，它是基于造假三角形理论的四因素理论。该理论认为，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动机有四个方面——贪婪、机会、需要和暴露。这个理论比以前的理论更加全面和完整。普遍适用性更强，因此成为了分析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动因的主要理论之一。
同济堂是典型的家族企业，其治理结构可能并不完善。公司的发展与管理层息息相关。每个管理决策都与管理的个人利益相关联。只需要采取某些财务造假手段，便能带来可观的收益，管理层有者充分的“贪婪”动机。医疗行业上市公司参差不齐，若个别管理层权力过大则会形成财务造假的诱因。
同济堂的真正控制人张美华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办理股权质押39次[24]，通过质押共获得融资约23亿元人民币，股权质押比接近95％。公司方面对融资的使用情况只字不提。张美华很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权力谋取个人利益，操纵获得的资金并为个人或部分管理人员谋取利益[25]。近年来，商业模式上的不断革新增加了上市公司的经营压力，不少上市公司为了转型升级，企图通过财务造假来度过这样的阵痛期；一些上市公司开展收购兼并，签署对赌协议来承诺业绩目标，通过股权质押来取得融资，这很可能会是很多公司“暴雷”的开端[4]。同济堂作为医疗行业上市公司均表现出了以上的种种迹象。
从中介人的角度来看，会计师事务所的作用是对公司进行审计。对公司的业绩和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并深入研究公司的异常数据和虚假信息。但是，由于管理层是审计报酬的发放者，因此许多会计师事务所会难逃金钱的诱惑，不惜违反法律和职业道德，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取悦公司，甚至为公司提供帮助以避免监管和处罚。同济堂股权质押获得的资金用途成谜，负责审计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在同济堂年度报告中提出任何质疑。因此，在利益的驱使下，中介方也有可能为医疗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提供协助。
张美华在同济堂担任董事长，其妻子李青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同济堂实控人张美华夫妇掌握着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在公司决策时很有可能带有个人色彩而忽视科学决策。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的内部控制显得形同虚设。他们二人的权力过大，掌握着经营权、控制权和股东权，这会使得董事会职责难以正常履行，监事会缺少发言权，无法进行有效监督，这为大股东谋取私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样的现象在其他的医疗行业上市公司中同样也有可能出现。
财务造假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公司的财务报表是展示公司自身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形式，投资者能够较为直观地分析出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目前的经营状况。当公司的财务报表被有意图地进行粉饰并未被发现时，将会显示出利好的趋向，这将会给公司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利益，最直接的就是股价的上涨[26]。
财务造假可以“增加”企业的投资价值。当公司的财务报告展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趋势，并展示其具备的发展潜力，对于投资人而言，是一个强烈的买入信号。作为投资人，他们更为愿意将资金投入到预期价值更高的企业上。因此吸纳了更多的投资人投入更多的资本来完成公司的日常商业运行活动。
当前医疗行业作为逆周期型行业在新冠肺炎引起的肺炎疫情的推动下，医疗行业公司股票行情一骑绝尘，很多公司可能就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机遇选择财务造假为公司业绩进行粉饰，以增加自己的投资价值。
同行业竞争压力竞争迫使企业财务造假。竞争关系一直存在于同行业的企业之间。然而，一份出色的财务报告可以使公司在同一行业的竞争当中鹤立鸡群，并享有一定的声誉，这更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和运营。头部公司往往会获得丰厚的利润，而非头部公司的利润空间会越来越小，这样的情形在医疗行业中同样存在。
同济堂控股曾与上市公司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27]。按照该协议，如果公司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达不到预测数，将向上市公司作出补偿。从结果来看，同济堂三年业绩完成率分别为103.51%、100.55%、100.6%，基本都是勉强踩线完成目标，这中间可能存在一定操作空间。
为了完成业绩对赌指标，同济堂可能使用了以下几项手段，其他医疗行业上市公司同样也可能存在类似的问题。
同济堂不惜大幅增长其应收款项，2016年应收款项占到总资产的38.25%，2017年应收款项占到总资产的43%，2018年应收款项占到总资产的57.15%。
其销售毛利率和销售利润率高于同业水平，但其本身的竞争优势优势并不明显，股价从上市开始几乎连年下跌，很可能存在为了达到目标而少结转成本的嫌疑。
严控项目完工率。2016年同济堂把7.7亿元投向合肥健康产业项目、汉南物流基地项目和襄阳健康物流产业园三个项目。其中，对汉南物流基地项目投资总额达3亿元，项目资金全部通过本次配套基金解决。按照项目进度，所有计划在2016年中旬前后便可正常投入运营。
2016年底合肥健康产业项目工程进度为86%、汉南物流基地项目进度为62%，襄阳健康物流产业园工程进度为90%。2018年合肥健康产业项目进度为89%，汉南物流基地项目进度为98.5%，襄阳健康物流产业园进度为91%。2016年1月同济堂就提到过，襄阳健康物流产业园其实早就完成90%以上，一旦项目完成，业绩可能会受到影响[25]。然而本应早就完工的三个项目，到2018年年底都未完工。这说明同济堂是在想方设法拖慢项目进度，或是在进度上进行伪造。如果这三大项目按计划在2016年完工并转入固定资产，将大大增加整体成本。
同济堂2018年一季报披露信息，子公司华龙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这一操作早前因为没有及时披露信息还被监管问询过。事后，公司称同济堂对该子公司已失去控制权。华龙公司近年净利润都大致保持盈亏平衡。其扣非净利润要低于净利润。剔除业绩较差的公司对同济堂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2018年4月，同济堂以0.66亿元取得龙海新药55%的股权，商誉一度增加337倍，收购时存在业绩承诺。截止至2018年12月，商誉期末数为0.57亿元。龙海新药在2018年年末同样也超额完成了业绩承诺，完成率达到了131.74%，实现净利润0.28万元。
由于张美华夫妇控制着同济堂的主要大权，内部控制失灵，即便出现了财务造假的端倪，企业内部也会选择帮助隐瞒。审计费用是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性的因素之一，2016年-2018年同济堂审计费用分别为320万，865万，603万，负责审计的是大信会计师事务所。而与之规模和营收相似的鹭燕医药这3年付给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均为130万元。同济堂审计费用明显偏高，这也有可能会成为部分医疗行业上市公司暴雷的特点之一。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在政策上对于财务造假的惩罚过轻，这也助长了部分企业财务造假的风气。很多时候即便造假败露，处罚也很有限，并不影响企业的持续经营，不少公司就会铤而走险，同济堂出于种种原因同样有财务造假的动机。在康美药业财务造假一案中，也存在处罚较轻的情形，这就为医疗行业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造假提供了借口，因为造价成本低，而短期内带来的希望是无限的。
另外，从最新的一些消息的面来看。同济堂实控人张美华在2020年年初已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他所担任高管的多家公司都出现了经营风险。
同济堂2018年开始获得了银行授信额度，报告期内银行授信总额度为15.87亿元，其中使用额度5.88亿元，使用平安银行额度2.00亿元。2020年3月30日，平安银行向武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资产保全，要求对同济堂2.10亿元的财产采取冻结措施，法院同意该申请[24]。
2020年4月21日同济堂发布公告延期到6月30日披露2019年年报，4月28日同济堂受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同济堂股价在两天内下挫18.96%。中诚信国际作为评级机构, 考虑到同济堂或涉嫌违法违规披露信息，综合其他各方面分析经研究将同济堂的信用评级从“稳定”调整到“负面”[21]。
在原啤酒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同济堂过程中，新时代证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称同济堂具备优秀的盈利能力，可以有效优化上市公司资产结构和资产质量，提高业绩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共计收取相关费用和承销费用3960万元。新时代证券最近几年以来频频被罚，由于在美丽生态收购案、黄河旋风重组事件、登云股份上市保荐项目等未能做到尽职勤勉，被上交所、证监会处以警告、罚款和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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